此文转自大栅栏计划的工作者欧宁。海上旧梦的大杨浦计划曾经也是受到了大栅栏计划的启发而逐步开始形成的，能达到大栅栏计划的专业和影响力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作者Author: OUNING 欧宁
(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图片出自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7, 2007)
城市的生与死
人终有一死，但都相信自己的城市不朽。千百年来，如果不是战乱、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的冲击，人们看见的城市总是生生不息，藉由物质的累积和精神的传承，成为延续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然而，与人们的愿景有违的是，城市事实上也是个有机体，同样有其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其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超出了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并不仅仅是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就算是物理空间也面临时间的侵蚀），它还纠集着世代繁衍的生命，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动荡和郁结。城市的生与死，一直难以定义，充满了争议：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它能对城市进行周密的“生涯”规划，有效控制和救助城市的衰败，从而能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发展商们投入资金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唯利是图，抹杀城市的集体记忆并室息城市本来的活力；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Tabula Rasa)，随意刷改自己的设计，罔顾城市使用者的死活……
简·雅各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以一个普通市民的姿态，猛烈抨击以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勒·柯布里耶(Le Corbusier)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和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的“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想，这些思想被她斥为“伪科学”，表面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战后的美国曾盛行一时，成为政府规划官员、投资银行、发展商以及学生的专业标准和金科玉律。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作为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绿地花园林荫道是为了视觉美观而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认为步行街道是一种空间浪费，对市中心的贫民窟深恶痛绝，通过大力发展郊区来舒缓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其土地，把穷人赶走，对不同阶层实行隔离居住。简·雅各布斯把这种规划看成是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大大损伤了城市的元气”，使不该衰败的城区走向衰败，导致了“城市之死”。(1)
在1962年一篇虚构的文章《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中，矶崎新也把勒·柯布里耶及CIAM(国际建筑协会)影响下的现代主义城市描绘成绞杀生命的庞然大物。例如，它制造的交通事故轻易取人性命，把死亡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大大降低了传统私人谋杀业的血酬成本，令职业杀手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在专业尊严方面蒙羞受耻。于是杀手S(英文Sin，中文罪的缩写)决定组成“城市破坏业株式会社”进行报复，对城市实施“物理性破坏”，“功能性破坏”和“意象性破坏”。在此文的续篇《流言城市》（写于2004年）中，矶崎新认为这三方面的破坏根本无须任何公司代劳，因为城市一直在自我毁灭，他举1995年神户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以及东京的一些自杀式的城市规划为例，说明40多年前他的预言均被一一实现。“城市之死”的意象一直萦绕在矶崎新的思想中，他1968年参加第14届米兰三年展的作品《电气迷宫》把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废墟、日本浮世绘中的饿鬼以及未来建筑的设计拼贴成一幅幅人间地狱的景像，讽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盲目乐观，并发出了“废墟正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形态，未来的城市即是废墟”的宣言。(2)
在2007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马清运提出了“城市的过期与再生”的议题，这是关于城市生死的另一种表述。他的观点是，既然城市有其生命周期，会经历青年、成熟、衰老甚至消失的过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就应放弃对永恒的追求，承认过期和失效，允许试错和擦改，在不断的调整中实现城市的再生；城市应向农业学习，农民在某个季节里播种耕作，它的收成好坏并不影响来年的计划，他会反复劳作，总把希望留给下一年，这被马清运称为农业的精髓，代表着未来城市的方向：“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农业文明有一天将会复兴，世界上会出现“什农城”(Agricity)。(3) 而在2008年1月31日举办的一个关于此届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饶小军则提醒人们警惕马清运的这个乌托邦思想，因为城市的生长需要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沉淀，更需要文化的保存，绝不能随便像“割麦茬一样把建筑割掉重来”，马清运所提供的“城市再生”的动力是一种未知的能量，是非常缥缈的东西，它将导致对现实城市的毁灭。(4)
是生存，还是毁灭？城市的成长、衰老和亟待更新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更新、如何再生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过期”是一个物化城市的概念，它把城市只等同于会变质发臭的食品、会失效制造意外的橡胶安全套和在风雨侵蚀下斑驳剥落的危墙，而把生活在其中有血有肉的人排除在外。它反映了建筑师的职业病，眼中只有钢筋混凝土，脑中只有草图和狂想；它也表达了建筑师在其执业实践中的利益诉求，如果城市快速过期，它的重建对建筑师的需要将更频繁。由于对“过期”的宣判有赖公共权力去实现，马清运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公权现状的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当然也就没有投入智慧。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5) 至于农业的梦想，马清运不是看重农业聚落作为人类居住方式多元化的另一种选择以及对过度城市化的有益提醒，而是学习了它的季节性生产中对土地的一茬接一茬的反复使用，以这种观念去构建的城市乌托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矶崎新曾总结过，越多乌托邦的建议，城市灭亡得越快。勒·柯布里耶的城市乌托邦曾经非常诱人，倘若在与权力的共谋中变成现实的话，它将是人类的大灾难。在各种观点中，还是简·雅各布斯的最具说服力和穿透力，因为她曾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走街串巷，以一个母亲的目光，去考量街道的安全，人们生活的舒适满意程度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的保障。
城市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保障人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当城市无法适应新的要求，面临衰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要推行更新运动的时候，它更加要聚焦于人——城市的居民身上。城市更新运动不像在迪拜填海造城那样，可以满足建筑师或城市规划者对于“零城市”和“零语境”的自渎，它不仅是对现有城市物理空间的重整，也是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再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将触及不同利益集团在过去漫长时间内所形成的固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必然伴随着对抗。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变革和冲突，在处理这类对抗的过程中，谨慎使用公共权力，平衡和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他们在新的城市空间中安居乐业，能平等分享到在城市中的各种权利，进而对城市产生精神认同并履行市民义务，城市才可真正获得永续的生命。
庶民的胜利？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1978年始，至今已近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为了顺应整个国家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再向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文化和科技产业的转移，城市化运动越演越烈。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全国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3.9%，城市化水平比2002年提高4.8个百分点。报告还指出，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区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64292亿元增加到132272亿元，增长1.1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53.4%上升到2006年的63.2%，提高了9.8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10862亿元，比2002年增长1.1倍，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3%。(6) 从这份统计中可以看出，城市化已经变成国家语汇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它一直向着更高的目标攀升。由经济战略驱动的城市化运动不仅使城市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性空间，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必须不断升级扩容，才能缓解其发展的压力，它不仅鲸吞郊区和农村的土地，更要通过城市更新来重获旧城的发展空间——前者引发农民的土地维权群体运动，后者则导致市民反对拆迁的个人抗争。
2007年3月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是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中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件之一。由于它发生在《物权法》刚刚颁发不久，又运用了具有强烈视觉感染力的“孤岛”图片，并且结合了网络媒体快速传播的特点，于是迅即造成长久以来不满暴力拆迁的社会民意的井喷，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的关注，从最初与发展商及政府的极端对抗到谈判、和解并获得合理产权补偿，最后成了一个被称为“庶民的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事主吴苹、杨武夫妇被视为通过合法个人抗争去保护私有财产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广大城市拆迁户开展维权运动时仿效的楷模，而重庆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周全处理也为人所津津乐道。(7) 在全民热议的盛大气场中，在网络世界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围攻之下，关于“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行政命令自动解除，或者说民意冲破了中国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底线，使重庆事件之后其它城市仍然陆续发生的众多拆迁事件得见天日，被人们公开言说。不论是官方的智库还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重庆事件余波散去之后仍在努力消化它所带来的冲击，试图寻找出它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个人权利、媒体生态、传播策略等等方面的意义，并准备把它写入历史——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皆大欢喜、双方共赢的结局。
但“孤岛”的形象在我脑中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涣散不群、家庭的无所依傍、个人的孤立无援和政治通道的堵塞隔绝。试想如果吴苹、杨武夫妇所在的鹤兴路片区是一个居民交往活跃、彼此紧密联络、相互关怀扶持、团结对外的利益共同体；如果有一个社区协会或NGO能成为他们的代理并居中调停协商；如果媒体更早介入、为居民的意见表达打开更多通道和开放更多对话空间——“孤岛”图像也许不会在这个地块上出现，吴苹、杨武夫妇也不至于最后被迫成为孤胆英雄，当地政府也不用手忙脚乱地临时应对这场震惊世界的、足以动摇国家行政和司法权威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对社区的摧毁不仅在于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的各个缺乏配套设施的安置区，更在于它在拆迁过程中对人与人之间正常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的切断与瓦解。发展商和拆迁公司都是百炼成钢的谈判和心理专家，他们有非常专业的策略来对拆迁户进行消息封锁，然后以先易后难的顺序把他们逐个击破，甚至使用离间的手段，在同一个家庭中挑拨夫妻、兄弟之间的利益争夺，从而攻陷他们的心理防线，实现最低拆迁成本的控制。在市场经济兴起和个人主义盛行多年之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家庭凝聚力本已非常脆弱，再经历这种带有巨大心理压力的拆迁纷扰，更形近散沙。街道办事处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底层、最末梢的组织，多数都被拆迁户们认为站到了他们利益的对立面，其信用和功能均已失效，再难发挥街道润滑剂的作用。最紧要的是，人们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时代，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导师可以成为他们的心理支撑，也没有权威的意见领袖可以成为他们的智慧依傍，为他们指点生活的迷津，帮助他们理解日益复杂和凶险的社会，他们如果在精神和思想上无法独立，在面对各种攻击和伤害时就更加无力反抗。
同时，中国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这使得农民在遭遇自己的土地利益被侵害时还能纠结成群；但在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人们只能各自为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抗争。城市更新中的群体性维权行为并不多见，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还是非常敏感的，市民对此非常自觉，他们不愿因此被定义成一种有组织地针对国家制度和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因为背负着这样的心理阴影，即使不同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境遇相同，利益诉求也一致，他们还是不敢结成集体，这使他们在面对强大的发展商和拆迁公司时显得势单力薄，非常被动。再加上，政府目前对很多NGO仍抱不信任的态度，民间志愿力量无法介入市民的维权行动，这使得很多冲突和对抗的处理缺失了第三方（无利益立场）的调停和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民间志愿者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市民的无助感。在这种情形下，只是成就了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而已，我们怎敢轻言“庶民的胜利”？！
自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危机的预警、管治和问责能力一直饱受批评。城市更新过程中因拆迁问题而积聚的矛盾已使社会如履薄冰，但政府在立法、管治和疏导方面一直迟迟未有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僚系统一直喜欢报喜不报忧，碰到问题时先把它掩盖起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喜欢公开化，谁都不想承担责任，向上传达的信息总是失实或片面的，这样问题越积越大，到最后总爆发时才不惜一切手段浇灭它，但往往为时已晚。当然，中国市民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有一些市民临时增加房产投入成本，把拆迁当成与政府和发展商展开博弈从而索取额外补偿的机会，这种机会主义无疑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有的市民因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肃整，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敢噤声，但等到别人冒着各种压力争取到更好的结果时又站出来要求分享，这种被动、自私和不劳而获的心理反映了他们灵魂的扭曲。政府在主导城市更新的过程中，要尊重生活在那里的市民的意愿和利益，同时也要对市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开放更多民意通道，允许团体合法化，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磋商，让各种程序公开化， 让公共利益、发展商的利益和市民利益在法律的框架内达成合理的分配。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应提供给公民社会生长的沃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树立市民的主人翁精神，从而实现市民自治。在这方面，中国城市仍然长路漫漫。
在抗拆的街头
2006年11月，香港政府为了实施中区第三期填海工程和修建快速道，决定清拆有近50多年历史的天星码头及爱丁堡广场的钟楼，引发众多香港市民前往示威抗议。几位年轻人多次闯入了码头工地，甚至登上了隆隆推进的推土机，但仍然无法阻止码头和钟楼在12月16日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在对抗行动失败后，他们马上又转战近邻也要被拆的皇后码头，从自发、松散的状态改为成立“本土行动”的组织，开始长期占据皇后码头，在那里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到后期还进行了静坐与绝食。他们得到香港建筑师协会等各种团体的声援，运动从最初“保存历史建筑和集体记忆”的简单诉求发展到对香港身份去殖民化、建立香港本土主体性、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决策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论述和要求，在媒体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得到了香港不同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场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直到2007年8月2日香港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员、消防人员、医护人员还有工程人员进行清场和强拆才告一段落。虽然皇后码头最后也未能幸免于难，但这一运动唤醒了香港社会的历史保护意识，点燃了人们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热情。
(皇后SOS。图片出自香港电台－RTHK中文新闻频道)
与中国内地城市爆发的以维护私产为主要目标的个人抗争不同，“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是一场由香港新生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运动。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并非指他们是处于香港社会上游的既得利益者（即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是指他们长于思想和论述，在整个运动中一直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自觉。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学生、网志编辑、独立记者和自由职业者(8)，在发起这一运动时不带任何个人利益色彩，在表达这个运动的诉求和目标时一直锁定在庶民的视点上，而把运动的对立面列为利益至上的财团、罔顾民生的权贵和带有殖民后遗症的政府。他们是香港回归十年中涌现出来的“八零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与战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完全不同，后者在六十年代负笈海外，七十年代曾投入香港社会抗争，后来不是被殖民行政体系吸纳成为犬儒式的社会精英，就是在商本位文化中成为经济动物。“八零后”以97回归作为自己思想成长的分水岭，拒绝战后婴儿一代的精英倾向和殖民印记，俯身到香港的庶民历史中去找寻香港身份的认同和建立香港本土的主体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珍视天星/皇后码头的原因——这两个码头所在的中环滨海区自六十年代以来就是庶民抗争、集会和分享的城市公共空间，凝聚着香港民众的历史记忆。
可是知识分子也有其局限。虽然他们自许为庶民代言，但一向重视实利的普通香港人也许更容易理解钉子户的拼死力争，而无法明白这些年轻人以一场社会运动来运作他们宏大的历史论述和身份理论的野心。说老实话，阅读他们那些意旨深远又饱含才情的发言和写作(9)，目睹他们在整个运动中的策略和技巧，你确实会被他们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过人的行动力所征服，尽管没有实现保存码头的目标，他们却把整个运动推向了他们预期的历史高度。可是，在多数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保护的理由并未强大到足以叫停推土机，它常常变成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以北京为例，普通老百姓一般都把历史当成他们的包袱（也许中国历史太悠久，根太深了，不像香港，一直是个殖民地，身份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无根的感觉特别强，因此对历史特别饥渴），谁都不愿意住在破旧、拥挤、火灾隐患严重、要排队使用公共厕所的胡同里，人人都争住现代公寓，对他们来说，推土机意味着新的生活。只有知识分子站在外面忧心如焚，希望老胡同一砖一瓦都能保存下来。这时候政府和发展商可以挟持民意，把他们讥为物理保护主义，无视城市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在这方面，香港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香港民政事务局长何志平就说过，“香港地价贵，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10) 而天星/皇后码头的“集体记忆”，显然是不够有力的。
可见，从知识分子的先进理念到一般普罗大众包括发展商和官员的认知之间，天然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有人说“本土行动”的年轻人水平太高了，他们的思想太深奥，一般人无法理解。因此，在天星一役失败后诞生的“本土行动”，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除了以“去殖民化”和“本土主体性”去继续深化“集体记忆”之外，又发展出“城市公共空间参与权”和“城市规划民主化”的新诉求。他们抨击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制订中区规划时，完全为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等“有钱人”着想，根本不考虑草根阶层的利益，把本属所有市民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拱手让作商业发展，并且刻意隐瞒了驻港解放军要在此兴建一个军舰码头的事实，侵害了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参与权和对城市规划的知情权(11)。显然，这些观点比起“集体记忆”来更能激发普通人的共鸣，它从高端的知识分子历史论述向下转向他们的贴身权益，拉近了运动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把运动从文化的层面提高到了政治的层面。为了克服表达上的曲高和寡，他们又专门出版了一本《本土行动皇后码头特刊》(12)，以最浅白的语言，以问答的形式，配上建筑师绘制的最简单的规划示意图，向香港市民传播他们的运动理念和替代性规划提案。
总之，“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所要维护的并不是可计算的物质利益，可以说它是一场针对城市更新和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对抗的是公共权力在分配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时的不平等以及分配程序的不合理，批判的是城市规划为了商业发展不惜牺牲历史遗迹、只重视物质利益而忽略非物质需求（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市民的精神认同）的唯经济论倾向，要求的是分享城市公共空间和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它冲破了香港这个有着深重的重商传统、行政体系去政治化并对反对力量有着巨大的吸纳能力的社会的限制(13)，传播了城市不仅作为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样生活文化和多元精神需要的鲜活生命体的概念。就这点而言，这个运动实现了一次观念的革命，取得了非同小可的成功。
迎向推土机
在大中华地区，城市更新中的对抗运动在各个城市都有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来是亚洲地区经济大规模腾飞的时代，香港、台湾比中国内地领先一步，挤身于亚洲经济四小龙之列，其经济的扩张、产业的调整和人口的膨胀不断要求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新洗牌，在这过程中发生对抗在所难免。台北是一个在民主政治方面比香港更活跃的城市，因此早在1997年，这里就诞生了“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它是台湾第一个针对城市更新的社会运动，不仅知识分子和市民涉身其中，连不同的政党力量也被挟裹进来。因为它的焦点是对一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贫民窟的清拆，涉及到这一社区居民的实际生存利益，所以它为城市更新及其对抗运动双方面的实践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语境。对于发起并参与其中的那些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相当是美国联邦政府自1949年至1972年间推行的饱受知识界争议的城市更新运动（包括简·雅各布斯对它的尖锐批判）(14)在台湾的一个重演的版本。它的样本意义，当然还有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社会道义和公民城市的理想信仰都驱使他们全身投入其中。因此它不是一个市民自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始终在政治的层面进行交涉和运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有着成熟的行动语法和风格的社会运动。
运动的引爆点位于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5)
(《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封面。图片出自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网站)
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 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16)。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 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17)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18)
这些被认为无用的人群，正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废弃的生命》中所说的“人类废品”(Human Waste)：“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倚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 (19) 在对现代化的狂热追求中，大量职业会变得过时，大量人口会成为弃儿。现代执政者之所以憎恨贫民窟，就是因为它聚集了太多的“人类废品”——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政府的税收，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的成本。在政府眼中，贫民窟占据着城市尺土寸金的中心地段，它的地上建筑物却老旧残破，容积率低，毫无产出。除了偶尔可以充当一下“脏乱差”和“犯罪多发地”的靶子，被警察时不时去突击扫荡一下，以安抚纳税人的安全焦虑并增加他们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外，贫民窟还能做出何种贡献？接下来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了：花较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清空它的土地，直接卖给发展商的话可增加财政收入；或把它改为公园绿地，则可博得绿化和美化城市的美名，同时亦可刺激周边地产增殖。
在康乐里的案例中，社区破败跟不上时代步伐，需要更新无可非议；公园绿地是个由来已久并已通过的规划，而且是个公共空间，不执行不足以维护行政权威，也在法理之中；“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要反对的并非这些，而是陈水扁的台北市政府对弱势人群生命价值的漠视以及对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的残酷剥夺。以这种思路执行的拆迁是一种暴政，正如运动的发起者夏铸九所说，“公园苛政猛于虎”！(20) 在公园的设计方案还非常初级、并没有具体细节定案之际，在未解决好居民的赔偿和安置好他们的新居所之前，在短短数月内强制他们搬迁，以推土机摧毁他们多年来休养生息的家园，让他们流离失所，不顾他们曾为台湾做出的奉献，不顾他们的历史记忆，这就是陈水扁的“铁腕”本色。就算加入了政党竞选利益的博弈作为筹码，就算有当时的中央政务委员马英九、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立委张俊宏、林瑞图以及多位国民党议员和新党国代到现场声援，也无法挽救康乐里在1997年3月4日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提出来的缓拆要求失败了。在拆迁当天突发的大火中，人们只听到抗议歌曲的回荡：“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21)
遗忘与纪念
其实，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来所推行的城市更新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并不能根治城市的贫困。在被连根拔起后，贫民窟的人们会在城市的其它空间重新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而不断的清拆和驱逐会进一步拉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加剧他们的对抗，以致酿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冲突。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在更新运动中的歧视政策引发了包括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底待律在内的各大城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和骚乱，每次死亡人数30-40人，受伤过百成千，街区破坏惨重，损失以数千万美元计。(22) 这是导致美国中止其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在亚洲城市，仇恨贫民窟、要除之而后快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不仅十年前台北的康乐里遭此歧视，今天从北京的古老商业街区大栅栏到伊斯坦布尔的千年罗马社区苏鲁可勒(Sulukule)均难逃厄运。在台北“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中，发生了老兵自杀的事件；而在北京和伊斯坦布尔，各类抗拆事件也不绝于耳。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眼前利益的遮蔽下，无视历史的教训，不断犯错。遗忘，是人类的一大病。
(Gordon Matta-Clark, Splitting, 1974)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晚期也就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在城市内开始了他的“破坏”活动。这时候美国各个城市内部都存在着大量被弃置的房屋，它们的土地和产权已被征收，但因政府、发展商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争议，预算迟迟不能到位，更新工程无法展开，其衰败日甚一日。马塔－克拉克开始肢解这些房屋，或卸下一面墙，或切割它的门窗，或挖出一个几何造型，不仅以此来展示建筑内部的颓败，更提醒人们私有财产和社会结构的脆弱不保。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1974年在新泽西州东北部一个城市恩格伍德(Englewood)实施的《分裂》(Splitting)：把一幢二层空屋从中切开，一分为二。这与其说是艺术家对建筑的“破坏”，不如说是他为那些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无端掠夺的不动产产权发明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纪念方式 。房屋上这条豁然剥开的裂痕，是追悼，更是美国城市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的象征，它引人思考城市的建与拆的问题。马塔－克拉克英年早逝(1943-1978)，他的多数“城市破坏”行为，都以图片、录像、文字、草图的形式保存下来，与他从各处切割下来的建筑碎片一起，被美国和欧洲的美术馆和画廊收藏，作为传之后世的艺术作品，去对抗人们的遗忘。(23)
在英国，由于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更新运动在战后也大规模展开。与美国不同的是，主张市民参与和庇护邻里的“社区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运动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英国获得较为健康的发展，专业建筑师的自觉、民间组织的介入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取得较好的协调，八十年代后获得查尔斯王子的高调支持（他成立的王子基金会专门关注城市和社区环境的建设），九十年代后又发展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主张混合功能、减少能耗、把社区保育和城市更新进行有机结合的“紧缩城市”(Compact City)理论，可以说各个阶层市民的利益一直得到尊重。1993年，艺术家拉切尔·惠特里德(Rachel Whiteread)应约为伦敦东区Grove路与Roman路交界处的一幢待拆的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创作一件作品，她向这个三层高的楼房内部灌入水泥混凝土，待其凝固后再把所有外墙拆去，建筑的内部负形空间于是显现出来，并变为无法穿透的实体。艺术家将此称为她的雕塑，并命名为《家》(House)。位处伦敦东区这个渗透着种族隔离和移民纷争历史记忆的特殊街区，这个作品被路人喷上的第一个涂鸦句子是“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24) 没有人被遗忘，也没有人遗忘历史。这个沉默笨重、体量巨大的公共艺术作品就像一座超越了族群差异的平民生活的纪念碑，它激发了人们对单纯的人的价值的想象。
作为已经发展成熟甚至呈饱和状态的经济体，美国和欧洲的城市现在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开始收缩，它们所遭遇的地区问题，总是希望放在全球化的平台上去解决；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亚洲和其它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仍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扩张，它们则负责提供全球化问题的地区解决之道。这恰好符合蒙特·鲍曼提出的“地区性问题全球解决/全球性问题地区解决”的现代性模型假设(25)。要接纳庞大的国际资本，要运作复杂的经济系统，要调动巨量的人口，亚洲城市正在奔突腾跃，找寻空间，迎接挑战。建还是拆？戈登·马塔－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提出的这个不仅充满思辩色彩同时又具现实急迫性的问题，现在也摆在亚洲各城市执政者的面前。正如丹·格拉海姆(Dan Graham)所说，这个问题一直未被回答或解决(26)。它考验着人们的道德和智慧。本文考察了大中华地区三个不同城市在更新过程中所出现的对抗事件，这些事件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对立双方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把人遗忘，是否认为所有人的生活都值得呵护和纪念。而城市的生与死，亦与此紧密相关。
2008年2月7-16日，北京。
多谢彭嫣菡、陈霞、黄嘉凤和李秀菁协助收集资料。
注：
(1)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2) 矶崎新(Arata Isozaki)，《未建成/反建筑史》(Unbuilt)，胡倩、王昀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马清运、梁井宇短信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2008年第2期，总第14期。
(4) 《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沙龙恳谈会记录》，搜房网， http://news.sz.soufun.com/2008-02-01/14952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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